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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纠纷会议纪要》这一年-七个典型案例里的证券公司虚假陈述责任

日期:2021-07-16 09:26:21

2020年7月15日晚,《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债券纠纷会议纪要》”)正式发布。《债券纠纷会议纪要》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审理债券纠纷案件的系统性司法文件,对整个司法实践及金融监管和法律风险防范有重要意义。2021年7月15日,《债券纠纷会议纪要》发布已满一年。

《债券纠纷会议纪要》发布一年以来,多个有突破的证券/债券虚假陈述案件判决[1]相继出炉,正在审理中的首例银行间债券虚假陈述案件作为北京金融法院第一案也引发了热议,从这些案件可以管窥:对于债券类虚假陈述案件,很多适用证券类案件的规则需重新考量;部分案件中,随着行政处罚作为考量因素在程序及实体层面逐渐弱化甚至取消,不仅监管与司法实践的交织与相互作用正悄然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法院对于行为、过错、因果关系、损失、免责事由、责任比例的分配等重新得到重视;发行人破产的情形下,损失确定等问题并无太多明确可以参考的具体规则依据,亦具有特殊性。

根据我们的统计,近年来证券公司涉诉的案由主要集中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2],且案件数量快速增长[3];其中涉及债券类的虚假陈述案件更是从无到有,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基于此次,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债券虚假陈述研究小组盘点了《债券纠纷会议纪要》实施一年以来判决的证券或债券虚假陈述热点和典型案件[4](注:实务中,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裁判规则亦会对债券案件产生影响,故,我们对这一年的热点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也进行了盘点),从争议解决视角近距离展示证券公司以及相关中介机构的虚假陈述行为与责任承担,以期为证券公司的下一步工作提供启发。
 


壹  证券/债券虚假陈述典型案例盘点


1 典型案例:五洋债案
案号:(2020)浙01民初1691号
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日期:2020年12月31日
特点:首个公开披露的涉及公募债券的由承销商承担虚假陈述责任的案例
涉及债券:15五洋债、15五洋02
涉及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行为
(1)对所承建工程项目的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进行“对抵”账务处理;在得知审计报告用于五洋建设发债目的时,未调整风险级别并追加相应的审计程序;(审计机构大信会计)
(2)关注到五洋建设应收账款回收风险问题时,未充分调查企业应收账款形成原因、收回可能性;(承销商德邦证券)
(3)未充分核查东舜百货和华联商厦两处投资性房地产的入账依据,对投资性房地产未充分履行调查、复核程序排除合理怀疑;(承销商德邦证券)
(4)知悉2015年五洋建设控股子公司沈阳五洲公司已将东舜百货大厦以大幅低于公允价值的价格出售的重大事项,未进一步核实关注;(承销商德邦证券、评级机构大公国际、锦天城律所)
证券公司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是[5]
各中介机构被判决承担的责任[6]:
(1)承销商德邦证券:100%范围内连带赔偿责任;
(2)审计机构大信会计:100%范围内连带赔偿责任;
(3)评级机构大公国际:10%范围内连带赔偿责任;
(4)锦天城律师事务所:5%范围内连带赔偿责任。

2 典型案例:毕马威案[7]
案号:(2020)京02民初357号
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日期:2021年5月31日
涉及债券:14富贵鸟[8]
特点:在中介机构并未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下判决其承担责任
涉及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行为:毕马威未函证定期存款是否被质押、用于担保或存在其他使用限制情况,也未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未函证的理由。
审计机构是否受到行政处罚:否[9]
各中介机构被判决承担的责任
审计机构毕马威:赔偿原告损失120万元(约3%责任)。

3 典型案例:中安科案
案号:(2020)沪民终666号
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日期:2021年5月18日
涉及股票:ST中安,600654
特点:
(1)在生效判决[10]中首次适用比例连带责任;
(2)在证券公司并未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下判决其承担责任。
涉及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行为:

(1)“班班通”项目虚增估值,财务顾问报告结论失实(招商证券);
(2)“智慧石拐”项目虚增营收,审计报告虚假记载(瑞华会计);
(3)4个“BT”项目虚增营收,财务报告虚假记载(瑞华会计)。
证券公司是否受到行政处罚:否
各中介机构被判决承担的责任
(1)财务顾问招商证券:25%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审计机构瑞华会计:15%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 典型案例:华泽钴镍案
案号:(2020)川民终293号
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日期:2021年4月8日
涉及股票:华泽退,000693
特点:一审判决中介机构承担比例连带责任,二审改判承担全部连带责任。
涉及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行为:
(1)保荐华泽钴镍恢复上市过程及持续督导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国信证券)
(2)对华泽钴镍2013年度、201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出具了存在虚假记载的审计报告,未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瑞华会计)
证券公司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是[11]
各中介机构被判决承担的责任
一审判决:国信证券:承担40%连带赔偿责任、瑞华会计:承担60%连带赔偿责任;
二审改判:国信证券、瑞华会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00%责任)。

5 典型案例:金亚科技案
案号:(2020)川民终882号
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日期:2020年11月26日
涉及股票:金亚退,300028
特点:明确审计机构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发行人追偿。
涉及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行为:立信会计对金亚科技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存在未对银行询证函保持控制、未实施验证程序、函证程序不当、未充分关注重大合同中的异常情况以及未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等违反执业准则、规则的行为,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审计机构否受到行政处罚:是[12]
各中介机构被判决承担的责任
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在100%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6 典型案例[13]:昆机公司案
案号:(2020)云民终1054号
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日期:2020年9月29日
涉及股票:退市昆机,600806
特点:明确原告可选择连带责任主体起诉,认可原告对诉权的自由处分。
涉及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行为:中德证券公司未取得并核查沈机集团和西藏紫光公司正式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未发现西藏紫光公司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核查意见重大遗漏。
证券公司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是[14]
各中介机构被判决承担的责任
财务顾问中德证券:承担赔偿责任(100%责任)。

7 典型案例:鞍重股份案
案号:(2020)辽01民初146号
法院: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日期:2020年9月1日
涉及股票:鞍重股份,002667
特点:法院根据股价跌幅比例酌情确定损失因果关系比例
涉及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行为:西南证券作为鞍重股份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在对重组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充分核查,导致鞍重股份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存在虚假记载。
证券公司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是[15]
各中介机构被判决承担的责任:
财务顾问西南证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100%责任)。



贰   典型案例体现的特点


1. 关于行为:行政处罚的重要性开始弱化,法院更加重视侵权构成要件

虽然行政处罚决定或者法院刑事裁判文书已经不再是程序性的前置条件,但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在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方面,非常看重监管部门的意见,其中,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例如,此前涉及证券的虚假陈述案件中,被追责的中介机构多受到了行政处罚;在作为债券虚假陈述第一案的五洋债案[16]中,承销商也受到了行政处罚。同时,法院在论述虚假陈述行为时也大量引用了监管意见。

但是,近期出现的案例似乎表明行政处罚已不再是法院确认虚假陈述责任的必要条件,例如,在(2020)沪民终666号中安科案中,证监会仅向发行人中安科公司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招商证券公司、瑞华事务所、华商律师事务所均认为其没有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上海金融法院及上海高院均未支持该抗辩;在2020京02民初357号毕马威案中,证监会仅向发行人富贵鸟公司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而作为审计机构的毕马威并未受到行政处罚,但仍在该案件中承担了相应责任。

针对警示函等行政监管措施,以往的案件中,部分法院[17]认为,监管机构采取的警示函在性质上不属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能直接作为中介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中介机构甚至可以据此抗辩:在监管机关采取监管谈话等措施后,并未进一步做出行政处罚,足以证明相关主体行为符合规范,尽到职业谨慎的义务,监管机关认为不应被处罚等。但是,从近期的中安科案、毕马威案可以看出,该种局面或将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该趋势也将导致法院对于过错、因果关系、损失、免责事由等侵权构成要件的裁判考量因素更加重视。

2. 关于过错:法院倾向于从中介机构执业规范的角度出发认定过错

如前所述,上述案件中传递的信号是,证券/债券虚假陈述索赔诉讼的趋势是不再以先前的行政处罚为责任承担之必要条件,随之而来的,是法院对于过错、因果关系、损失、免责抗辩等裁判考量因素的愈发重视。

对于如何认定中介机构的过错,根据《债券纠纷会议纪要》第31条的规定,中介机构是否尽到“勤勉义务谨慎执业”是认定其是否存在过错的关键。但是,勤勉尽责的标准仍较为抽象,现行“勤勉尽责”的标准是在遵守“执业规则”的基础上演变而来,近期的案件如(2020)川民终293号华泽钴镍案,(2019)粤民终2080号保千里案、(2020)京行终618号等案件中,法院均从中介机构执业规范出发,对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进行了论述。

3. 关于因果关系:双方可从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两方面进行争辩

虚假陈述案件中,因果关系分为两个层次:一为交易因果关系,虚假陈述与投资者购买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发行人虚假陈述的内容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二为损失因果关系,虚假陈述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虚假陈述的揭露对投资者损失造成的影响。因此,原被告双方可从上述两个方面展开争辩,并搜集证据。

4. 关于损失:在破产未获清偿的情形下,损失金额仍为本息未能兑付而产生的损失

近期的债券违约案件中,发行人进入破产程序已经屡见不鲜,例如五洋债案、毕马威案,债券持有人往往会在申报债权后,向承销商和其他中介机构基于虚假陈述而主张权利。

然而,实践中破产重整往往周期较长,破产清偿率亦无法在短期内确定,基于民事损害赔偿的填平原则,虚假陈述案件的审理法院往往会对损失的确定以及是否会双重受偿产生疑问。对此,五洋债案件中,债券发行人处于破产重整程序,部分投资者也已经在破产程序中确认对发行人申报的债权,但是,法院在认定该部分投资者的损失时,并未考虑投资者在破产程序中已经确认债权可能获得清偿的比例,仍然认定该部分投资者的损失为债券到期后未能获得本息兑付而产生的损失。其法律依据应当为《破产法》第92条第3款[18]以及《债权纠纷会议纪要》第22条第(2)款[19]。

尽管如此,司法实践中亦有破产管理人开始考虑到此问题,或在重整计划中提供对偿债资源保管而暂不清偿的保管函,以方便相关主体向破产之外的主体主张权利。



叁   法律风险防范与应对建议


1. 证券公司作为投资者

(1)相较于自然人投资者,法院对机构投资者的举证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故证券公司起诉前应做好相关证据搜集;
(2)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弱化的趋势下,要注意全面从行为、过错、因果关系、损失及免责抗辩出发进行举证或责任主张;
(3)从中介机构执业规范出发搜集被告虚假陈述行为的证据,并寻找过错;
(4)机构投资者需保存好文件及相关记录(如尽调或决策资料),以证明是基于对该债券的合理信赖才购买债券并因此遭受损失;
(5)虚假陈述追责过程中,如果发行人破产重整周期较长,可采取与破产管理人签署保管协议或签署保管函等方式,以方便进一步向承销商和其他中介机构主张权利。

2. 证券公司作为承销商

(1)保存好相关底稿文件;
(2)对照执业规范,完善风控体系;
(3)重点关注发行人财务状况、偿债能力、主要资产状况的核查;
(4)高度重视内核部门意见,做好复核修改工作;
(5)如承销公募债券或涉及众多自然人投资者的债券,需提高核查标准;
(6)如出现虚假陈述行为,可从因果关系以及其他免责事由角度搜集证据提出抗辩。


注释
[1] 例如:(2020)浙01民初1691号五洋债案、(2020)沪民终666号中安科案、(2020)川民终293号华泽钴镍案、(2020)京02民初357号毕马威案、(2019)粤民终2080号保千里案等。
[2] 通过威科、alpha数据库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统计,近三年案由分布显示,证券虚假称述责任纠纷为排位第一的案由。
[3] 通过威科、alpha数据库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统计,证券虚假称述责任纠纷案件由2017年的43件增长为2020年的374件。
[4] 注:为公开渠道可查询案例。
[5] 详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121号。
[6] 注:仅为一审阶段,截至发稿前,尚未出二审判决。
[7] 注:本案中,原告仅起诉审计机构。
[8] 注:14富贵鸟发行日期为2015年4月。
[9] 毕马威并未受到行政处罚,仅收到警示函,具体见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28号。
[10] 注:此前五洋债案并非生效判决。
[11] 详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46号。
[12] 详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8号。
[13] 注:本案中,原告仅起诉财务顾问。
[14] 详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112号。
[15] 详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54号。
[16] 例如:(2020)浙01民初1691号。
[17] 例如:大连中院在(2019)辽02民初1794号、湖南高院(2020)湘民终121、122号。
[18] 《破产法》第92条第3款:债权人对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
[19] 《债权纠纷会议纪要》第22条:债券欺诈发行和虚假陈述的损失计算。债券信息披露文件中就发行人财务业务信息等与其偿付能力相关的重要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欺诈发行的债券认购人或者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及之后、揭露日之前在交易市场上买入该债券的投资者,其损失按照如下方式计算:(2)在一审判决作出前仍然持有该债券的,债券持有人请求按照本纪要第21条第一款的规定计算损失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债券持有人请求赔偿虚假陈述行为所导致的利息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综合考量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因素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虚假陈述内容被揭露后的发行人真实信用状况所对应的债券发行利率或者债券估值,确定合理的利率赔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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