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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制度 助力创新--《著作权法》修改亮点解读

日期:2020-12-25 14:54:48

2020年11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关于修改《著作权法》 的决定,历经十载的《著作权法》修改终成正果 。《著作权法》涉及创作者、传播者与使用者等主体。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不仅是知识的使用者,也有机会成为知识的创作者与传播者。让社会公众了解这次《著作权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有助于促进全社会尊重知识产权,推动新知识 的生产和传播。总体来看,此次修法主要有以下亮点值得关注。

强化权利人保护  激励知识创新

这次《著作权法》修改的核心是完善制度设计,更好地激励知识创新。一方面,通过增加权利事项等方式,强化权利人的保护;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合理使用制度,更好地实现作品创作者与利用者之间的平衡。

1. 增加权利项,延长保护期。因为著作权体系本身已经成熟,所以此次修改除扩大著作财产权中广播权的内容(将有线的公开传播或转播纳入广播权)外,权利事项的增加更多地体现在邻接权领域:表演者被赋予出租权(第三十九条),可以在出租录音录像制品时获得一定的回报;录音录像制作者被赋予公开传播或者播送时的获酬权(第四十五条);广播组织被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第四十七条)。在如今网络传播成为主流的社会环境下,新的赋权有利于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组织增强控制自己的制品及节目传播的能力,更好地打击侵权行为。另外,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延长了摄影作品的保护期,将摄影作品与文字作品、音乐作品一视同仁,不再区别对待 。

2. 规定最低赔偿额,提高法定赔偿上限,明确惩罚性赔偿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及法定赔偿额的下限,让权利人维权不再“得不偿失”。互联网时代的著作权传播,短视频、照片、小文章是主流。这些作品被侵权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赔偿金额较低,很多侵权人因为笃定权利人会因为维权成本放弃维权而肆无忌惮。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关于赔偿的规定,既提高了法定赔偿的上限(从五十万元提升到五百万元),又对主观故意的侵权行为规定了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还对法定赔偿的下限(至少五百元)作出明确规定,加大了侵权者违法成本,可有效增强权利人维权动力,彰显法律惩治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决心。 

3. 细化程序保障。权利的实现离不开程序。为了让权利人的权利落到实处,此次《著作权法》修改在程序保障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无论是举证责任的分配,还是行为保全制度的细化,都更便于权利人利用法律获得救济。销毁侵权复制品的规定,更有利于避免侵权行为死灰复燃。

4.权利人内部权利分配的再平衡。创作需要投入。为更好地平衡雇主与创作者的利益,新《著作权法》对职务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作出调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演员在职务演出中权利归属的规定,强调演员在职务演出中原则上只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与视听作品中著作权归属的规定一致。二是就新闻领域的职务作品作出特别规定,将报社、期刊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工作人员创作的职务作品界定为特殊的职务作品,即作品撰写者享有署名权及单位给予的奖励,其他《著作权法》上的权利包括发表权、修改权及财产权,均属于单位所有 。

法律扩大权利人保护固然是趋势,但《著作权法》从来都是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之间平衡的结果。这次修法通过完善合理使用制度,为保障使用者利益提供了更多空间。在学校课堂教学部分,在原有翻译及少量复制的基础上,增加了改编、汇编、播放3项权能。对于阅读障碍者的合理使用,一方面扩大了适用主体(阅读障碍者的主体范围比盲人更宽);另一方面扩大了合理使用的方式,从原来的盲文阅读扩大到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至少可以将电子朗读纳入其中,并可以纳入未来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感知方式。合理使用条款的开放式立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也为未来合理使用的拓展预留了空间 。

因应技术发展  为权利拓展提供空间

随着知识内容的复制、生成、保护等技术的发展,《著作权法》不断拓展权利的种类及边界。这次的《著作权法》修改有相当多内容围绕技术发展进行。

1. 将“电影作品以及类似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改为“视听作品”。与电影作品相比,视听作品可以容纳更多内容。游戏动作画面、音乐喷泉、烟花造型等传统电影作品无法容纳的作品,修法后可以在“视听作品”这个更为中性的概念中呈现,也消除了原来“摄制”在电影作品定义中的缺陷 。

2. 扩大复制权、广播权的概念。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在复制权的表述中增加“数字化”这种复制方式;第(十一)项关于广播权的表述中,将原来广播权要求的“无线”的前置条件拓展到“无线或者有线”,使得广播权可以控制作品的有线非交互传播行为,解决了此前对著作权人能否控制作品网络直播(实时或定时网播)的争议。

3. 开放作品类型。将原《著作权法》第三条第( 九)项的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改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使得原来封闭式的兜底条款转化为开放式 ,起到容纳更多新类型作品进入的作用。在技术和创新的共同作用下,新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如游戏直播等不断出现,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作品类型的争论越来越多。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作为兜底条款,意味着新 作品类型的确认需要以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前提,在司法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也无法满足对新的表达形态的 保护。修改后的规定采用“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的表达,既可以更好地容纳新的创作形态,也可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多自由裁量的可能。

4. 技术保护措施。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就技术保护措施增加了两个独立条文(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就权利管理信息增加了一个独立条文(第五十一条)。新《著作权法》明确技术保护措施“有效”是得到保护的前提,同时区分防止接触的技术保护措施(许可浏览、欣赏)与防止侵权的技术保护措施,还就不构成侵权的例外情形作出专门规定。

值得称道的是,此次《著作权法》修改没有用增加技术名词应对技术发展,而是用尽量中性的表述为技术发展提供更多的容纳空间 。

结合条文  法律体系更科学

在《著作权法》修改完成前,《民法典》己经出台,《民事诉讼法》也修改完成,此次《著作权法》修改通过修正用词、统合条文,尽可能与其他立法协调,实现法律体系化和科学化,具体体现在 :

1. 统一用词。由于《民法典》将原来《民法通则》中“公民”的表达统一改为“自然人”,“其他组织”改为“非法人组织” ,此次《著作权法》修改在具体表达上,除特别情形(第二条“中国公民”的表达有其特别的含义)外,也作出相应修改,用“自然人”“非法人组织”替换“公民”“其他组织”等概念表述。在关于惩罚性赔偿要件的规定中,也采用“故意”要件,而不采用2019年修订的《商标法》中“恶意”的表述,其目的也是为了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一致。

2. 统合条文。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将原《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条第二款统一整合成目前第十六条的规定:“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己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进行出版、演出和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取得该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这种整合大大节省了条文数量,体现了立法技术的进步。当然,此条规定将规制对象限定为出版、演出和制作录音录像制品,仍有改进空间。

3. 衔接程序法。修改前的《著作权法》有多个条文重复《民事诉讼法》及《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的情形,此次修改时立法机关直接删除了原《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第二、三、四款和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显然,立法机关认为 ,在侵犯著作权的救济中,如果涉及程序问题,没有必要在《著作权法》中重复作出程序性规定,只要直接援引相关程序法即可。 

4. 响应民意。《著作权法》修改过程稿中曾有关于规制著作权滥用的条款,由于众多专家极力反对,该条款在最后一次草案中被删除。这充分反映出立法机关听取民意、科学立法的态度 。(本文转载自:中国市场监管报第69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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